应当说，镖客及镖局的兴起某种程度上与政府职能的伸缩密切相关。明末镖局的兴起正值当朝统治者面临内忧外患之存亡之机，无法为社会经济的流转提供可靠的国家权力保障。而到清末社会荒乱之际，政府对行商客旅的安全更是无暇顾及，甚至于官府督吏上解财赋都得求助于镖行。明清镖局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促进了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也出现了一种特殊职业：私人侦探，在改革开放后的90年代初便在中国落叶生根。在此之前，不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诉讼的超职权主义模式使得这一行业欠缺土壤。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诉讼向当事人模式转变，广阔的市场使得私人侦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实际上，私人侦探源于西方，后来更是发展出完善的私人保安业。在西方很长的历史时期，由于国家保护职能主要体现为对外抵御侵略和对内统治阶级利益的保护，民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主要是一种自行保护，这便催生出来自他人的“私人保安”的雏形。后来，警察的出现压缩了私人保安业的生存空间，但是19世纪以来犯罪活动的日益严重化又使得警察无暇他顾。这样，私人保安公司又应运而生。

虽然中国还没有国外那样已经比较成熟的私人保安业，我们却不难看出，古代社会的“镖客”的业务便是私人保安的一种重要体现。细加分析，镖客、私人侦探、私人保安其实都有明显的共通点，那就是他们都分享着原来属于国家权力或者国家权力无暇顾及的业务形式。实际上除了私人侦探，中国目前已经有了类似于国外私人保安业的保安形式，并且日渐壮大。比如为各种公司、企事业单位甚至是个人业主提供保卫服务的保安公司便是其中代表。另外，被称为“现代镖局”的押运公司也是私人保安的重要形式。可见，不管是封建社会的镖局还是当今的私人侦探和私人保安，都应当在“小政府、大社会”的背景下看作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只有端正这样的思路才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分析目前困扰我们的私人侦探业。

自1992年上海成立我国第一家私家侦探机构到2004年底，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以各种名义成立的私人侦探所达2.3万左右，从业人员近20万人。然而早在1993年，公安部就曾发布《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对私人侦探予以了否定性的法律评价。而07年1月12日，北京市工商局广告处和市广告监测中心在其网站上发出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从事 “私人侦探”业务的企业。但是，我们却不难发现，面对公权力机关的穷追猛打，私人侦探业在中国并没有销声匿迹，却有越发壮大之势。

如上所言，私人侦探同镖局、私人保安一样并不是洪水犯兽，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诉讼模式越发向当事人主义靠近，私人侦探业无疑具备广阔的市场。它不仅有利于保护民众人身财产安全，也有利于国家公权力免于不堪重负的窘境。但诚如许多言论所及，它也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在实践中已大量出现私人侦探的证据调查权与公民隐私权及于宪法层面的冲突。因此，只有加强对私人侦探的行业管理、处理好与政府权力与公民隐私权的关系，才能在利益冲突中到平衡点。

当然，对私人侦探行业进行规制最重要还在于法律的运用。针对私人侦探业在实践中大量应用偷拍、偷录等方式进行取证，应当严格诉诸法律的制裁。如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42条第2款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500元治安罚款；《刑法》第284条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若徒刑、拘役或管制。另外，法官在诉讼中要果断地对私人侦探经这类方式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以彰显法律的权威性。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就指出：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总之，私人侦探业在中国还属于一株应当受到呵护的嫩芽，一味棒喝只会适得其反。通过私人侦探、公共保安以及“现代镖局”的充分良性发展，一个“私人保安”性质的行业有机体必将在中国繁荣起来，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