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婚姻制度的意义：婚姻，在社会学意义上，是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在法学意义上，是男女两性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的结合。婚姻的成立，必须以符合社会要求，严守法律要件为有效条件，合法性构成婚姻的内在特点和外在表现。离婚，只能是依照法律对合法有效婚姻的解除。
 
但是，法律确认的模式并不能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得到统一遵守。婚姻的合法性往往遭到人们认识上的忽视和行动上的背离，违法的两性结合难于避免，违法婚姻与婚姻法伴生，与合法婚姻并存。

所以，在法律上规定婚姻有效成立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同时，亦应该有明确的认定和处理违法婚姻的法律规范。婚姻无效制度成为立法上的最佳选择，并被证明为处理违法婚姻的最行之有效的法律手段。
 
自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婚姻形成以来，基于社会的、自然的原因，法律上有关结婚的强制性规范和禁例要求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科学。

与此相应，作为违法婚姻的法律后果的无效婚姻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刑罚为制裁手段，以单一强制性绝对无效为特点的古代无效婚姻制度；二是根据违法婚姻的社会危害程度或当事人的意志，将无效婚姻分化为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形成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双重体例的近代无效婚姻制度；三是违法婚姻绝对无效的后果走向相对无效，并部分地与离婚后果相融合的现代无效婚姻制度。
 
新中国成立五十余年，50年、80年两部婚姻法虽然对婚姻成立的必备条件、禁止条件和形式要求作了明确概括的规定，从正面积极引导人们的结婚行为，统一结婚模式，但对违法婚姻却一直没有立法上的认定和处理条文，无效婚姻制度成为我国现代婚姻法上的一大空白，致使无法可依，违法难究，间接地纵容了违法婚姻的滋生和存续。

针对这一重大缺失，新婚姻法从无效婚姻的类型、可撤销婚姻和无效、被撤销婚姻的后果三个层面作出规定，从而初步构建出中国婚姻立法上的无效婚姻制度。新婚姻法的这一创设和补充，至少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意义：

（1）无效婚姻制度作为结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婚姻法的重要内容，在法律上加以确立和完善，是充实我国婚姻家庭法内容，完善结婚制度，保证婚姻家庭领域法制建设成果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社会全面走向法治化、有序化的重要一步。

（2）建立无效婚姻制度，是维护婚姻法的尊严，提高婚姻质量，保障婚姻合法性的有效手段。

（3）通过无效婚姻制度，明确划清了婚姻合法与违法及其法律后果的界限，对违法行为及当事人的违法利益予以法律否定，为认定和处理违法婚姻，惩治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这对依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违法婚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4）无效婚姻制度能提高人民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权威性，扩展对婚姻的社会监督力，强化婚姻管理，从而充分发挥婚姻法的导向与禁防的社会效果。

（5）严格执行无效婚姻制度，通过这一制度的操作运行，净化人们的婚姻观念，增进婚姻法律意识，清除社会中存在的认为“婚姻是个人私事，结婚违不违法都一样”等消极心理，使结婚的各项法律要求得到人们的自觉遵行。
 
2、无效婚姻的类型

无效婚姻制度是否定违法婚姻的婚姻效力、规定违法婚姻的法律后果、确认和调整因违法婚姻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制度。在其实质意义上，包含了可撤销婚姻制度。所谓违法婚姻，则指男女两性间形成的违反法定结婚实质要件或形式要件的类似夫妻关系的结合。

其特点有三：一是实质上的违法性，与结婚的强行性法律要求相冲突，属于非法同居关系；二是外在表现的准夫妻性，即违法婚姻在其表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显示出合法婚姻下的夫妻关系特点，所以在生活中往往被人们直接确认有夫妻身份；三是表现形式多样性，法律上规定的结婚条件很多，违反任何一条均构成违法婚姻，由此形成生活中违法婚姻多种多样的特点。
 
根据新婚姻法的规定，结婚的实质要件有五项：（1）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2）必须达到男22周岁、女20周岁的法定婚龄；（3）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4）直系血亲之间、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之间禁止结婚；（5）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

对于形式要件，法律上唯一认可的是登记结婚，即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持有关证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只有经过登记，婚姻才能有效成立。据此推知，现实生活中的违法婚姻至少有四大类：
 
第一类：当事人以欺骗、弄虚作假或与登记工作人员合谋串通等手段形成的违反结婚实质要件，但经过了形式上的登记手续、取得结婚证的违法婚姻，具体包括违背自愿的强迫包办买卖婚姻、不到法定婚龄的早婚、违反一夫一妻制的重婚、违反禁止结婚规定的近亲婚、违反禁止结婚规定的疾病婚等五种。
 
第二类：仅违反形式要件的事实婚姻，即当事人已符合结婚的各项实质要件，但未进行结婚登记就公开地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
 
第三类：既违反形式要件，又违反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具有双重违法性，具体表现为事实上的包办买卖婚姻、事实早婚、事实重婚、事实近亲婚、事实疾病婚等。
 
第四类：其他以欺骗、武虚作假手段形成的违法婚姻。如冒名顶替的婚姻、虚假结婚、欺骗结婚、同性结婚、只有一方当事人的结婚等。
 
上述各种各样的违法婚姻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表现，尤其是违反双重法律要件的事实婚姻存在面广，社会危害性大。严格说来，所有违法婚姻都不应具有合法婚姻的效力，只能按无效婚姻认定和处理，即上列各种违法婚姻均应无效。

但新婚姻法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在第10条中仅规定四种情形下，婚姻无效：（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关于违反当事人自愿的违法婚姻，新婚姻法仅以“胁迫结婚”之名将其界定为可撤销婚姻。

而这些无效或可撤销婚姻中，是否涵盖着办理了登记手续的违法婚姻和未办登记且违反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以及符合实质要件的“事实婚姻”在法律效力上如何确定，立法指向不清，意图不明，不失为新婚姻法的一大败笔。
 
3、可撤销婚姻的操作规则

新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对此，在适用中应把握如下几点：
 
（1）可撤销婚姻在性质上仍属于违法婚姻，违背法定结婚条件，在效力上则属于相对无效的婚姻。其效力状态取决于撤销权人对撤销权的行使。如撤销权人不行使撤销权，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行使，则可撤销婚姻转变为有效婚姻。
 
（2）新婚姻法确认的可撤销婚姻仅限于一种，即“胁迫结婚”。所谓胁迫结婚，应指违反婚姻自由原则，违背一方当事人自愿，在他方或第三人的威胁、恐吓、强迫、包办下缔结的婚姻。这种婚姻的违法性实质在于违背“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的法律规定。
 
（3）可撤销婚姻的撤销请求权依法只能由受胁迫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如强迫包办婚姻下双方当事人都属于受胁迫，则双方当事人均应享有撤销请求权。除此之外，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享有。
 
（4）有权撤销的主体有二个：一是婚姻登记机关；二是人民法院。撤销权人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提出撤销请求。
 
（5）撤销请求权的行使具有严格的时效性，法律明确规定了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该期间具体表现为二种：一是常态下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二是当事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