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富翁安全
简介：
调查:富翁安全
调查富翁安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温州已经成为财富的符号，在这里，不少刑事案件的发生多与财富直接关联。 财富聚集地，一定程度上成了不同的求富观激烈冲撞的“战场”。 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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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富翁安全 |
| 调查富翁安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温州已经成为财富的符号，在这里，不少刑事案件的发生多与财富直接关联。 财富聚集地，一定程度上成了不同的求富观激烈冲撞的“战场”。 财富似乎正变换着视角，重新审视着人们的安全感、幸福观，考量着社会状态的稳定性。 温州富商近年的种种危险遭际令人深思。 掘“金”杀手 一方是刚刚走上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囊中羞涩，前途未明，却发财心切；他们苦心谋划杀人劫财，成功卧底，取得了目标的信任； 另一方是事业成功的年轻老板，求贤若渴，却毫无戒心，全不知危机四伏，命在旦夕。 撰稿／杨 江(记者) 郑光雨 叶 锋 一出温州永强机场就是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的龙湾区，由机场至龙湾区公安分局有十多公里的路程，沿途民营企业一家挨着一家。 国庆前夕，龙湾区公安分局公布了蹊跷的林璟“失踪案”真相，在区内3万多个民营企业主中引起了不小的震撼：林璟已被人杀害，并埋尸荒野。 而杀害他的凶手，竟然是他企业中的左膀右臂，湖南大学的两个毕业生。他们处心积虑，埋伏了整整6个月，只为了实现一个阴谋：劫得自己的第一桶金。 “以往都是社会上的不法之徒盯着我们，怎么现在连大学生都对我们下手了呢？！”一个温州老板说。 文弱凶手 10月13日，温州市看守所，瘦弱的卓科被带到了审讯室。这个27岁的小伙子眉目清秀、举止儒雅，主动与我们微笑着点头招呼。“连我们都无法想象他竟是连杀两人的凶手！”龙湾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胡建忠说。 卓科在狱中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忏悔书，对自己的人生变轨历程作了回顾与反省。他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市一个贫困的小山村，从小，他的成绩就一直遥遥领先于同学。小山村从未出过一名大学生，卓科因此被村里人寄予厚望。 由于家中经济拮据，为支持卓科念书，小他两岁的妹妹念到初中就辍学务农。而朴实的邻居们只要有一点好吃的就会拿一些给他补充营养。 卓科没有辜负乡邻的期望，1998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湖南大学数学与计量经济学院，村民为此乐开了怀。 城里的世界繁花似锦，大学生活也是丰富多彩，但对于卓科这样的“穷小子”来说很多“精彩”可望而不可及。卓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贫穷令自己“弯腰做人”，大学生活留给卓科的是一段“很没面子”的记忆。 卓科有些自卑，他曾向审讯的民警说自己不能融入同学们的交际圈子，很少参与学校的活动，甚至与同寝室的同学都很少交流，孤独中，他找到了自己的天地，其实就是家里人在他考上大学之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买的那台电脑。 卓科对电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并不玩游戏，每天琢磨的都是在外人看来极其枯燥乏味的程序代码。因为终日琢磨，他的电脑水平突飞猛进。大三那年他设计编写的企业资源计划软件已经令一些国内知名软件公司垂青。 记者赴看守所采访的前一天，“神舟六号”成功发射，卓科已经从电视中得知，他低垂着头，神情黯然，“我毕业前已经有一只脚踏进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但我后来实在太不争气……”，卓科说，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他很有可能参与一项对飞船轨道的监测工作。 因为沉迷电脑，卓科的很多科目“红灯高挂”。就在快毕业的节骨眼上，他的最后一门功课成绩出来了，他的主学科只修到了19.5个学分，而学校要求修满20分才能毕业。卓科因此没能拿到毕业证书。 但他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收拾行李前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到，高科技中心要查看他的毕业证，卓科很为难，谎称因为拖欠学费，学校没有发毕业证。卓科被暂时收留下来。 谎言终究被戳穿，3个月后，卓科因为毕业证的问题返校重修。为这0.5个学分，他本已债台高筑的父母雪上加霜，几乎借遍了所有认识的人。 卓科说，再次回到长沙，他已无心投入学习，每天都生活在灯红酒绿中。在酒泉工作3个月获得的报酬很快花完了。 他到广东打工，频繁跳槽，都觉得不如意，因为没有毕业证书，他的工资要比同学历的人低两三千元。工资除了房租和吃饭，所剩无几。这与他在大学想象的社会生活相差甚远。 卓科觉得周围人都过得比他好，他听说，一些大学同学不是读研究生就是事业小有所成。这让他的心理很有压力，也极其不平衡。 卓科与一个女孩走到了一起，但对方已经有一个相恋8年的男友，卓科试着问女孩：“你跟我结婚吧。”对方回答：“好啊，你有100万元，我就嫁给你！”卓科觉得很震撼，他从未如此强烈地觉得羞耻，也从未如此强烈地感觉到金钱的重要性。 血腥思考 望着马路上穿梭的名车和娇艳的女子，每天辗转公交车的卓科觉得社会对他很不公平。就在他穷困潦倒之际，与他同是校友又是老乡的罗吉军，也处在相似的处境中。两个此前并不熟悉的人通过QQ聊天一拍即合。 28岁的罗吉军也是200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的，当时已是广州一家化工集团的一个部门经理，罗吉军见到卓科后，为了展示自己“事业有成”，几乎带着卓科逛遍了各类高消费场所。 罗吉军用起钱来没有顾忌，一个晚上少则一两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这样奢华的生活没能支持多久，不久，这家化工集团的负责人因经济问题“倒台”，罗吉军也因为人事斗争被赶出单位，罗吉军说，他的心理从此转变。 两人来到深圳。罗吉军对卓科说，都快30岁的人了，如果继续找工作，命运也只不过再次掌握在了别人手上，所以不管怎样都要自己当老板。但此时他们俩一贫如洗，连房租都拖欠了一个多月。 一天晚上，罗吉军带了两盒方便面算是请卓科吃饭。两人的话题又绕到了办企业赚钱上。 罗吉军告诉卓科，他也是从山村里考出来的，家里非常穷，父母为了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这个社会比的就是钱，有钱就是大爷，有钱看谁还敢欺负咱？！有钱就有女人，就有好车。”罗吉军给卓科做思想工作。 卓科感同身受，伤心而泣。“我觉得社会很不公平，和我一样大的城里同学，就因为父母有钱，起点高，进了社会机会比我们多好多。”罗吉军回答记者。 罗吉军劝卓科，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血淋淋的，别看那些富豪们现在风光无限，当时还不知道干了多少偷鸡盗狗的事情。经过一定的运作，那些人把原罪都“洗白”了，也就没什么问题了。 卓科被说动心了，两人定下了一个共同的目标——30岁之前要赚到第一桶金，给父母过上好日子！ 罗吉军终于道出了杀人劫财的想法：“我们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智商高，警察也是人，没几个比咱们聪明，要干就干大的。这些老板的钱来得都是不干净的，我们抢他的钱办个企业又有何不可？” “抢了之后该怎么办？”卓科问。 “杀！”罗吉军冷冷地扔了一句。 劫杀司机 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下手目标，罗吉军和卓科一直靠打散工维持生计。2004年9月，卓科和罗吉军发现他们几乎是在社会最底层劳作，根本没办法和老板接触。 他们对原计划作了些小小的改变，为了能和有钱的老板接触，也为了以后踩点时方便，他们决定搞辆汽车。因此，作案目标暂时由老板改为司机。 经过20多天的谋划，一天晚上，两个人在深圳桂芳苑小区上了一辆做出租生意的“黑车”，这是一辆本田轿车，罗吉军与卓科谎称要前往南山科技园。 车很快到了目的地。刚才还和司机谈得热乎的罗吉军突然凶相毕露，拿出水果刀顶在司机的腹部说“抢钱”，而卓科则用刀顶住司机的脖子并电击司机。 罗吉军从司机身上仅搜出了100多元人民币、40多元港币及一只诺基亚手机。在他的示意下，卓科在几分钟内勒死了司机。 卓科回忆这几分钟很漫长，仿佛是过了两三年。他一身大汗，像虚脱了一样。“我此前连鸡都没有杀过。” 罗吉军很冷静地开着刚抢到手的本田轿车快速驶往中山市处理尸体。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那辆轿车因为一名保安的怀疑差点惹出“麻烦”。车子停在他们租住的房下两三天后，一名保安忽然来查验。慌乱中，罗吉军把一张在学校时使用的身份证给了保安。 他们惊恐万分，为了避人耳目制作了假身份证。因为在大学时就听说温州人很有钱，罗吉军与卓科商议后决定弃车逃离广东，到温州另找发家创业的机会。 时至年关，他们不敢跟家里人有太多的联系，到了温州几天，因为没有找到工作，两人决定去温岭。在温岭，罗吉军的哥哥打电话说家里有警察找他，说他的身份证有问题，罗简单地敷衍了几句就将电话挂了。之后两人再次回到温州，但却产生了矛盾，罗吉军觉得自己年纪大，社会经验多，而卓科不听他的话。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两人没有了联系。 卓科使用假身份证在一个网吧做网管，其间认识了网吧内的女收银员，湖南人，两人情愫暗生，卓科将自己与罗吉军在深圳杀人的事改编为打架时不小心将对方捅死，取得了女友的谅解。 温州人的富裕很快令卓科暂时平静的心又起波澜，他重拾了在30岁之前赚到第一桶金的梦想，与罗吉军再次走到了一起。 罗吉军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认为在深圳做的那起案子虽然没有什么破绽，但还是过于鲁莽，他打算在温州大干一场。 罗吉军说出了整个计划，卓科吓了一跳，觉得甚至在电视剧或电影里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情节。 老板遇害 今年年初，温州做皮革化工贸易的老板林璟因为企业发展，在互联网上发帖子寻聘一名大学生。罗吉军化名“罗辉”应聘，因为专业对口，几乎没有花费任何周折就被录用。他非常努力，在老板面前处处表现自己，很快赢得了老板的信任。 罗吉军几乎成了林璟的左膀右臂，甚至住进了老板家。但罗吉军杀意已决，他要继续自己一年前酝酿的发财梦。为掩人耳目，今年5月，罗吉军以“回老家做生意”为借口辞职，其实早已暗中配了一把老板家后门的钥匙。卓科随后也辞去了网吧的工作。 两人密谋了很久，他们上互联网输入关键词“抢劫”，调研所有关于抢劫的案子，分析作案方案，并在龙湾区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落脚点，跟踪林老板，还利用他人身份证办了三张准备用于转账的农行信用卡，并拟好了银行转账的计划。 两人还找了一个帮手，承诺给对方3万元的报酬。他们计划：由罗吉军在外面放哨，卓科带领帮手将夜归的林老板“弄”上林自己的车，然后开到一个空房子里，逼迫林璟交出银行卡和密码，经过确认后杀人灭口。 但是，在与帮手接触后，罗吉军和卓科两人觉得对方“脑子太简单”了，而且不可靠，于是中途放弃这个计划。 7月初，卓科和罗吉军开始对林璟家的踩点，20天后，他们对林的生活习惯了如指掌：林一般半夜回家，屋内就他一人。他们精心准备了作案工具并就埋尸地点作了多次选择。 随后，两人守候在林璟房前的简易棚里，寻找下手机会。7月28日凌晨1点左右，一道灯光从远处射来，林璟开着车回来了。半个小时后，罗吉军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了林家一楼的房门，他们用丝袜套在头上，戴上了口罩，径直来到了三楼的卧室。 卧室内的电视还开着，但林老板已经睡着了。两人悄悄地潜入，把刀架在林老板的脖子上。罗吉军怕被林辨认出声音，还特意将鼻子塞上以改变声音。林老板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醒并表示愿意配合。 随后，两人把林璟双手、双脚反绑起来，并用胶带纸蒙住了林的眼睛。罗吉军翻林璟的钱包，令他们失望的是，包内只有800多元现金，罗吉军又从林老板的裤兜里搜得800多元现金，还有一部手机。 罗吉军逼迫林璟交出银行卡，林璟表示卡放在办公室里，而办公室钥匙在秘书那里。罗吉军不信，拿了林璟身上的一串钥匙到邻近的办公楼试了一番，发现真的打不开办公室的门。 罗吉军没想到准备了这么长时间，竟然忽略了老板没有办公室钥匙这一个关键！他又折回卧室。卓科提议“就这么一点钱，没有必要再杀一个人”。但罗吉军不肯，表示“我们是用钥匙开了门进来的，不做了他，肯定会怀疑到我头上来”。 两人将绳子套进林璟的脖子活生生将其勒死。为避免留下痕迹，罗吉军整理了床铺，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并擦洗了卫生间，随手取走了林老板的一套衣服。 随后，两人把林璟的尸体搬到林的车上，罗吉军驾车驶到了两人事先选好的埋尸地点——龙湾瑶溪的某山脚下，待到埋好尸体，天已渐渐发亮，两人在小溪内洗了澡。 一个小时后，他们将林老板的车子停在了一个人员复杂的路旁，以便顺利让人偷走，借此迷惑警方的视线。平分了财物后，两人分道扬镳。 水落石出 龙湾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胡建忠副大队长颇为感慨，他说，罗吉军、卓科接受了4年的高等教育，思维相当缜密，他们费尽心思伪装了林璟失踪的迹象。罗吉军的如意算盘是：如果警方没有发现尸体，现场也没有留下作案痕迹，就会以为是普通的失踪案，而非刑事案件，不会大力侦破；而将轿车开到人员复杂的地方，很容易被小偷偷走。小偷就会成为最大的嫌疑对象，即便警察抓到小偷，侦破线索也会就此中断。 卓科因为女朋友在温州工作，留在温州一网吧继续打工，而罗吉军则逃出了浙江。令他没有料到的是，他画蛇添足地整理林老板房间，却露出了马脚。 7月30日，温州警方接到林璟亲人的报案，说林多日音讯全无。龙湾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当即就有不祥预感。警方从保姆处了解到一条重要情况：林璟离异后不拘小节，平时起床后从来不叠被子，而他失踪的那一天被子却叠得整整齐齐。 结合林璟私营企业主的身份，警方断定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失踪案，林璟很可能已经遇害。但罗吉军二人精心布局，使得案件扑朔迷离。警方在排查了林璟两年之内交往过的业务单位、同行竞争者后，在8月下旬发现员工“罗辉”的疑点，并发现了卓科的踪迹。 9月14日，卓科被抓获，在大量证据面前，他最终交代了伙同罗吉军两次抢劫杀人埋尸的犯罪事实。 几天之后，龙湾警方获悉罗吉军在上海青浦一家化工涂料厂内出现过。侦查人员拿出了罗吉军的照片，该厂人事部主任辨认后反映罗吉军在公司里的名字叫“张志华”，系新进员工，已被安排到山东出差。 当天凌晨4点多，胡建忠副大队长带人赶到山东，在罗吉军入住的招待所门口将其抓获。 “幸亏及时抓获罗吉军，他已经物色了下一个作案目标，就是上海青浦这家化工涂料厂的老板。”在胡建忠最初将这一消息告诉青浦这个老板时，对方并不相信，等胡建忠拿出证据时，老板被吓出一身冷汗、浑身疲软。 罗吉军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表示，“在我看来，成功不等于有钱，有钱却一定是成功。我一定要有钱，凭什么有钱人面临的机会就比我们农村的孩子多？！” 罗吉军始终认为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血淋淋的，他回答问题时咬文嚼字，斟酌再三，回避一切可能对自己不利的细节，并试图将责任推卸至卓科身上。 相比之下，卓科较为单纯，他说，在看守所这一个月，他想通了，是自己畸形的求富观导致了最终万劫不复。 在被押送至温州市看守所后不久，他的父母从四川千里迢迢赶到温州，父母难以相信文弱的儿子竟成了杀人凶手。“因为没有开庭，他们见不到我，那天在看守所门口，一个人说他认识所长，可以找通关系，但要借我妈的手机打个电话，我妈就给了他，手机就这样被骗了。” 卓科苦笑，“这个社会怎么这样的人都有？！”而胡建忠感慨，卓科在杀害林璟后，将林璟的衣服、手表藏在宿舍，一直没舍得扔掉，留着自己穿戴。 卓科对记者表示，他唯一的愿望是，如果被执行死刑，捐献器官以减轻自己的罪恶。但他不知道的是，由于他们的罪行，一家本是蒸蒸日上的企业如今运转几近停止，而温州老板危机感骤升：温州民企的“富一代”大多数都是农民起家，文化水平很低，企业壮大后遇到技术、管理等瓶颈，急需高学历背景人才的辅佐，因此大学毕业生很受温州当地老板的欢迎。如今却平添一种不信任感。 从女企业家到绑匪头目 这是一起特大系列绑架勒索案。绑匪连续疯狂绑架私企老板，作案7起，其中成功绑架5起，2起未遂，涉案金额达百万元。一个个温州老板被列在“黑名单”上。他们懵懵懂懂，不知道已为鱼肉。 更可怕的是，绑匪头目竟然是一个29岁的女老板，在当地是一个口碑较好的乡镇企业家，她从不拖欠工人工资，并被镇里选为妇女代表。还是出名的孝女，隔三岔五就会去看望父母。 撰稿／杨 江(记者) 吴 杰 人质差点被活埋 一个多月后，回想起差点被绑匪活埋的经历，50多岁的温州市龙湾区天河镇某开关电器厂郑老板仍是心有余悸。 8月2日中午，开关电器厂来了一男一女要求订货，郑老板当时不在，女子就留下了手机号码。郑老板回厂得知后，在晚上6点打电话叫那名女子到厂里看样品。女子看完样品后却称自己不熟悉道路，要郑送她到天河加油站。 郑老板不知是计，马上答应了。孰料，一出门就被几个男子押上了一辆面包车，他的嘴巴被毛巾堵住，眼睛被用毛巾遮住后再用胶带粘住，手脚也都被牢牢捆住。 女子随即上了一辆红色的本田轿车，很快，两辆车消失在夜幕中…… 晚上11点，迟迟不见丈夫回来，郑老板的妻子慌忙向龙湾警方报案。第二天下午，郑妻接到了一个女人的电话：“你丈夫已被我们绑架，马上准备32万元，不然你丈夫就死定了。” “经过侦查，龙湾当地一个名叫张雪松、外号阿本的刑满释放人员有重大怀疑。”龙湾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胡建忠介绍。 32岁的张雪松曾在1990年因伤害致死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4年，张减刑释放出狱后在瑞安开设了赌窝，他还放起高利贷，企图依此发财，未料却“亏到海底”。 “最终，我们确定同省衢州市一名与张雪松关系密切的女子余贤芬策划了这起绑架案，人质已被绑匪转移至衢州。” “我们赶到衢州，发现余贤芬竟然是当地一个颇有名气的女企业家，她在衢州的玻璃纤维厂有100多间厂房。她把人质转移了。”胡建忠介绍。 8月4日下午，余贤芬等绑匪将郑老板转移至一高山上的废矿井里，这是衢州市一偏远山区内已废弃的矿山，荒无人烟，地势陡峭，可以俯视山下一举一动。 余贤芬挖了一个坑，将郑推进矿坑准备活埋。双眼被蒙、手脚被捆住的郑老板从矿坑周边不断落下的砂石中意识到不妙，“你们想干什么？” “我们现在在福建，你到底给不给钱？不给，就将你埋掉。”余贤芬喝道。“我愿意给，可一下子这么多钱，我没有。”在郑的苦苦哀求下，余贤芬答应让郑老板给家里人打电话，但只能说普通话。 由于郑的家人表示一时无法将钱筹齐，余贤芬让郑老板写欠条作为以后要钱的凭证，落款时间为2004年9月20日。 余贤芬事后一直不肯承认绑架，她诡辩：“郑赌博欠了我们赌债，几次找他，他都溜了，所以只好将他绑来了。”余贤芬还把自己编造成“救世主”，声称郑某爱赌钱，自己只不过是想给他一个教训。 郑写完欠条已是傍晚，余贤芬叫同伙将他从坑中拉上来，开车前往市区的饭店。 就在余贤芬带领9名绑匪吃饭之际，警方将他们一网打尽，并在停车场的一辆面包车的行李箱里解救出郑老板。 此时的郑某浑身是伤，奄奄一息，他抱住警察号啕大哭，“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在被绑架的40多个小时内，余贤芬没有给他一滴水、一粒米，有的只是拳打脚踢。 匪首竟是企业家！ 郑老板没有料到，他的被解救竟牵出了一起由余贤芬策划的专门针对温州老板的特大系列绑架勒索案。 胡建忠介绍，29岁的余贤芬因为自己的企业资金周转不灵，竟然纠集了9名黑恶势力团伙，自7月21日起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在龙湾、瑞安连续疯狂绑架私企老板，作案7起，其中成功绑架5起，2起未遂，涉案金额达百万元。 龙湾区公安分局一些警察感叹，以往绑架勒索温州老板的多是外省贫困地区的不法分子，余贤芬这样的“富人绑架富人”甚是罕见。 令温州警方惊讶的是，在衢州湖南镇，余贤芬是个口碑较好的乡镇企业家，年纪轻轻就办起了两家玻璃纤维厂，她从不拖欠工人工资，并被镇里选为妇女代表。 而这个差点活埋人质的女绑匪在家乡竟是一个出名的孝女，虽然和父母分开住，但她隔三岔五就会买些东西去看望父母，每逢过年过节都不忘给父母买点补品。 余贤芬中专毕业后就开始做皮装生意，赚了不少钱，这期间她认识了一名外地男子，两人很快同居。23岁那年，她用自己赚来的钱出资60万元买下了当地一家原本由日本人办的工厂，开起了玻纤厂，生意做得红红火火，成了当地知名的女企业家。 两年前，余贤芬和男友生了一个女儿。2004年她为男友出钱，让其到新疆做生意，但令她备受打击的是，男友到新疆后又和其他女人好上了，从此杳无音讯。 余贤芬将女儿托给母亲照顾，又到山东办了一家玻璃纤维厂。由于经营不善，余贤芬的两家厂都陷入了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感情和事业上受到双重打击的余贤芬，情绪一直很低落，一年多来一直苦苦筹钱。 今年5-6月间，张雪松打电话给余贤芬，提出绑架的想法，余贤芬认为这是弄钱的好机会，不久便和山东的新男友来到张雪松在瑞安的赌场，一起预谋绑架。 余贤芬到衢州一租赁公司租了一辆红色本田轿车作为作案工具。7月21日，在余贤芬的一手策划下，纠集几名青年，她和男友以及张雪松将瑞安市某村的村长“阿亮”绑架至衢州，勒索50万元。 在长达5天的关押中，余贤芬等人没有给人质一粒米、一滴水，并对人质进行了残忍的殴打，致使人质腿部骨折，还威胁人质家属不准报案。经过多次协商，余贤芬在收到人质家属的16万元赎金后，才将人质放回。 第一次绑架成功让余贤芬尝到了甜头，她开始盯梢温州下属瑞安市的一些私企老板，企图继续作案，但有两次由于碰不上受害人，绑架未遂。 余贤芬并不罢休，她通过自己在山东时的社会关系，在山东临朐雇来8名社会男子，声称事成后会给每人几万元钱。她还自称“余姐”，组建了职业化绑架勒索集团，开始了自己所谓的“挣钱之路”。 7月26日，她派8名男子开一辆七座面包车从山东直驶瑞安。27日，余贤芬绑架团伙到了海城庄某家里要求“还钱”，庄不在家，在余的淫威下，庄某于第二天将1.5万元汇到余的账户上。 同一天下午，这一团伙用同样残忍的手段绑架了30多岁的龙湾私企老板“阿华”，余贤芬自己开车将其绑到衢州，勒索了6万元。 30日，该团伙又将龙湾区一个名叫“阿洪”的男子绑至瑞安一座山头，敲诈勒索1万元。 余贤芬屡屡得手，作案越加猖狂，因此，绑架郑老板时开出了32万元的赎金。 多面女匪 胡建忠介绍，对于绑架勒索而来的20多万元，余贤芬给了8名男子每人几千元，张雪松1.5万元，其余都被余贤芬收入囊中。 余贤芬被抓获时，她的笔记本里还详细列着下一步要绑架的人的名单、车牌、家庭住址，“都是温州商人！” 胡建忠告诉记者，因为做了多年生意，在绑架过程中，余贤芬还充分利用自己生意场做生意的方式，给受害人开出一个赎金的数额，再与人质家人讨价还价。 在温州市看守所，记者见到了这个身高不到一米六、长相平平的女子。 记者：你为什么到温州来绑架老板？ 余贤芬：我比较好面子，如果在衢州作案，被抓到很丢人，所以就到温州来了。再说，温州人有钱，爱露富，喜欢炫耀，你看街上开的都是宝马、奔驰。 记者：为什么要把人活埋？ 余贤芬：不是活埋，不过是吓吓他，这些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一吓他就会交钱了。 记者：你为何从一个知名女企业家成为一个心狠手辣的绑架团伙头目？是不是与男朋友骗了你的钱有关？ 余贤芬：有一定关系，我对他付出那么多，到头来却换来这样的下场，不甘心。我的资金链断了。 记者：你的团伙里只有你一个女人，那些男人都只听你一个人的话，你怎么做到的？ 余贤芬：我很关照他们，吃喝玩乐都满足他们。其次，我会策划，思维比较清楚。再说，我做过生意，懂得生意人的心理。 记者：你对家人有什么期望？ 余贤芬：我对不起我的女儿，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流泪)……我希望父亲能把我的玻璃纤维厂维持下去，我出去后，还要把这厂给办下去。 买凶杀人博弈图 温州商人这一特殊群体，既要面对如何化解外部“仇富”情节的难题，又要解决内部的“自相残杀”，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 撰稿／杨 江(记者) 因为担心遭受不法分子的敲诈、绑架、勒索甚至杀害，一些温商竭力保持低调。他们有意识将企业规模限制在一定产值，坚决不将企业做大，不担任任何的协会职务，不买好车，不做广告，不在媒体上抛头露面。 然而，最近几年，温州的富翁们还要担心来自富翁之间的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博弈，那就是买凶杀人。温州市公安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温州富人雇凶杀人的案件时有发生，通常的原因是出于经济利益的争斗或者报复心理。 今年4月30日，因雇凶并共同杀人而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宗翠平一案可谓典型，今年33岁的宗翠平因忍受不了丈夫的殴打离婚。1998年，她在驾车加油时吸烟引发大火，车子被烧，同车的前夫重伤不治，她自己的脸也被严重烧伤导致毁容。 宗翠平后来到温州行乞，逢人就诉说自己在老家的不幸遭遇。这个高中毕业的女人凭借一张巧嘴感动了一些善良的温州人。一位温州医师免费为她做了整容手术，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她又在温州市区开了一家家政服务公司，手下的员工曾一度达四五十人 。 然而，从女乞丐变成女老板后，她变得趾高气扬，对员工动辄打骂，还经常拖欠工资。在她的员工中，祝金侠被打骂得最多。后来，祝金侠不堪忍受，被逼离开并自立门户做起了家政服务，带走了不少老客户。宗翠平发现后，便与相好李有水密谋报复。 2003年7月30日，李有水在公用电话上捏着嗓子，冒充客户给祝金侠打电话，约其到某处打扫卫生。晚上，祝金侠被骗到某住宅区后，李有水与宗翠平将她按倒在地，贴上封口胶，将其活活打死，之后又将祝的尸体装进大纸箱抛尸瑞安的飞云江。 案件侦破后，李有水被判处死刑，并于当年11月被执行。宗翠平因为有孕在身被从轻发落，判处无期徒刑，后又被保外就医。然而，就在这期间，她又再度犯下命案。2004年9月14日，为泄私愤，宗翠平以2000元价格雇佣安徽民工刘胜利，共同杀害了与其同居的女友，因此再次落入法网。 宗是一个极端案例，她的暴行也被很多人归为“心理变态”，记者了解，温州富人雇凶杀人其实更多出现在另一领域。 在温州，一些人在成为富翁之后开始谋求社会地位。一些原本就是通过坑蒙拐骗、制造假冒伪劣一夜暴富的人认为，财富不仅可以满足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还可以为他们的其他诉求铺路。 浙南地区村委会换届时的贿选已多次见诸报端，在温州，同样有一些富人不惜血本用贿选的方式参加村委会竞选，以期当选后利用手中职权牟取更高利益。 因为不断有富人加入竞选，且互不相让，血拼逐步升级，贿选经费由前几年的几万元升至数十万元。因为贿选升级，僵持不下，矛盾也升级，因此，雇用杀手除掉竞争对手或者给对手一个“教训”的案件屡屡发生。 温州某区今年3月刚发生一起类似案件，一名村委会候选人的堂弟在帮堂哥拉选票时，被竞选对手买凶杀害，凶手举着砍刀一路追至他躲藏的轿车，其中一人用刀柄砸碎汽车挡风玻璃，将一把刀刺进了他的心脏。 就在记者采访期间，该区又传出消息，一名候选人被砍成重伤，而嫌疑人关在看守所，竟然高票当选，令办案人员颇为感慨。 2005年8月，乐清市检察院公布的一组统计数据引起了全国一片哗然，乐清被誉为“温州第一经济强市”，该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至今年6月，当地因争权夺利引发的雇凶杀人案件，经该院批捕的就有47起，且呈逐年上升趋势，雇主绝大多数是私企老板和富人村官！ 温州富商被雇凶杀害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2003年2月12日，身价上亿元的温州富豪周祖豹，在老家乐清市蒲歧镇北门村边被刺14刀身亡，时年50岁。 杀害周祖豹的6名凶手及幕后主使中有4个是乐清人，其中王伟坚、屠金安是温州知名富商，王伟坚被抓时还在乐清新世纪大酒店谈生意，他的资产当时大约2亿。 王伟坚因与周祖豹在共同筹办毛皮市场的过程中发生矛盾，1999年11月，他们雇佣杨金富等人杀死了周祖豹的侄子周建波；2003年2月12日，又雇佣杨金富等人将正在老家参加儿子婚礼的周祖豹捅死。 来自乐清的消息是，雇凶杀人案件涉及的雇凶者近50人，因为本身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他们不愿亲自动手，而是通过出钱雇人或层层雇佣的方式，让他人实施犯罪。 而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120余人则大多来自江西、湖北、四川等省份，他们长期处于社会底层，个别人还有仇视社会的心理，因而容易受金钱引诱，有的人甚至还以此为生。 也因为此，有些雇主原本只是想花几万元“教训”一下“眼中钉”，但被雇者却不计后果，下手残忍，造成严重后果。 在今年新一届村委会选举期间，当地某村一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本想让竞争对手在选举期间受点伤躺进医院，最后受雇者却让对方躺进了太平间。 据了解，雇凶者并不直接与杀手联系，他们通过多个中间人辗转交易，加大了案件侦破的难度。而雇凶者在达到目的后还要再花一笔钱，或让杀手逃之夭夭，或让他们“封口”。不少案件因此只能查到杀手而难以深挖至“幕后老板”。 一名接受记者采访的民警表示，此类案件在温州下属的几个县市都有出现，雇凶者心存侥幸，甚至有人接连作案。 如此，温州商人这一特殊群体，既要面对如何化解外部“仇富”情节的难题，又要解决内部的“自相残杀”，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 检点“杀富济贫”文化暗示 撰稿／杨 江(记者) 温州大学经济学教授马津龙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初就坚定支持发展民营经济，被温州富豪们称为“民营经济教父”、“温州模式守夜人”。这位曾看着许多富豪起家的学者认为，贫富差距是导致温州老板频频遭受不法分子袭击的重要原因。 他说，温州老板遇害，并非全由温州的贫富差距造成，根本原因是更大范围的贫富差距。就温州而言，虽也有偏远山区比较贫困，但整体贫富差距悬殊不大，但一旦放到更大的范围里，温州人就显得很富足了。身价几百万元在温州非常普遍，中产阶层也就是年收入三五十万元的也占非常大的比例，这是社会的稳定力量。 马津龙认为，温州存在一个危机：外来人口在公安机关登记的是277万人，而温州常驻户籍人口为750万人，外来人口比例相当大。外来人员多来自全国较为贫困的地区，当他们发现富豪们晚上开房间的钱就可相当于自己大半年收入时，个别人可能就会心理失衡。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贫与富历来就是对立的，贫困者如何解决贫穷？历史文化暗示人们：劫富济贫！甚至是杀富济贫。”马津龙说。问题在于，这些做法在道义上长期以来是被正面肯定的。即便现在，媒体报道相关案件时态度也是暧昧的。“我们光是关注富人的安全问题，而很少鲜明地对通过非法手段剥夺富人财产、甚至生命的行为进行否定。”比如马加爵一案，以及一些民工因遭受不公杀害老板的案子，某些媒体态度暧昧地分析背后“为富不仁”的诱因，马津龙认为，媒体暗藏的同情可能推动一些事情的发生。 可悲的是，仇富心态的蔓延，使得并非为富不仁的老板，也可能无法幸免。“这种情况下，我们再讨论老板是否为富不仁也就没有意义了，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劳资矛盾。针对老板的侵犯，取决于犯罪分子单方面，他看到的只是钱。一旦犯罪分子想要劫富，那么任何富人都有可能遭殃。”马津龙担忧。 “由于贫富差距的存在，个人面临的社会机遇是不平等的，对此心理失衡，加之长期以来历史文化对劫富的解读，导致两个大学毕业生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发生误读，成为可怕的杀手。” 在一个法制的社会，是非表态一定要鲜明。我们应该从法律的角度去评判，而不是用贫富差距的背景来解答。“要构建和谐社会与缩小贫富差距有关，但对于杀人抢劫案件，媒体不要动辄就与贫富差距扯在一起，这似乎有为这些案件找借口之嫌。贫困阶层的确有人有不满情绪，但杀人抢劫者不见得都是因穷而孳生歹念。”马津龙说。 “此外，我们还要加强社会各阶层的国家认同感。美国新奥尔良发生海啸后，一些黑人杀人、放火、抢劫，因为他们没有认同感，长期处于弱势，认为这并非自己的家乡；而日本的关东大地震中没有发生一起抢劫，因为日本人认为那就是他们的家乡，有国家认同感。” “何为弱势群体？我们一般认为打工者是弱势群体，但一旦其中个别人不受法律约束，变为亡命之徒时，他反倒成了强势群体。”马津龙说。 龙湾样本 遍地是老板的温州龙湾区每天新增30多起刑事案件，警察超负荷运作，去年人均破案数6.8起，是全国的6.8倍，浙江省的3倍，温州市的2倍！ 撰稿／杨 江(记者) 金秋十月，温州暑气未消。一位温州本地的记者接到一个报料电话，大意是一个温州老板刚刚被手下工人砍伤，利刃差点将老板的耳朵砍下。“这样的新闻早已是‘小儿科’了”，这个记者感慨说。 温州市公安局建议周刊记者到龙湾区公安分局采访，因为“分局领导对此类案件深有感触”，记者发现温州当地老板受害的新闻也确实较多集中在龙湾区。10月11日下午，温州市龙湾区公安分局施德扩局长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 施德扩：龙湾去年一共发生9000多起刑事案件，其中侵财性的6500件左右，事实上，这里发生的刑事案件绝大多数都与财产有关。去年发生的30多起命案中，老板被害案占20%左右，今年已经发生了3起。总的感觉，针对温州老板的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 为什么龙湾的形势比较严峻？龙湾是工业区，经济较发达，老板密度最高，三四万企业就有三四万个老板。在这里，遍地是名车，马路上走的随便就是一个老板，再加上龙湾是个新区，社会治安保障体系并不健全，犯罪分子很容易下手。 温州老板的富裕在全国是有名的，成为受害群体也是一个客观现象，但是怎样解决？仅靠公安是不够的。温州老板本身也很担心遇害，但却不注意防范。 去年我们破获了一起特大尾随银行提款人飞车抢夺案，抓获17名犯罪分子，他们在短短一个月内在龙湾作案十多起。这样的案子累计上百起了，可这里的老板还是喜欢用大额的现金交易，一个人到银行取款，用塑料袋、尼龙袋一装几十万元，拎着就在马路上走。 因为多是农民企业家，受到正规教育少，好摆排场、显阔气，招人显眼。有些老板用好车接送孩子上学。我们去年成功解救了一个被绑架的小孩子，犯罪分子从贵州窜入温州物色绑架对象，在学校附近踩点时，发现一个孩子的父亲天天用好车接送他，因此策划了绑架，勒索30万元。 黑恶势力敲诈勒索老板也有发生。当然，我们也呼吁有些老板洁身自好，有钱了，就吃喝嫖赌，尤其是嫖和赌的情况比较严重，本身接触的就是乱七八糟的人，往往惹祸上身。我们曾摧毁了一个特大持枪黑恶势力团伙，抓获犯罪分子55人，缴获枪支16支、爆炸装置25个，炸药5公斤。在他们开设的赌场中，赌徒都是本地的老板，尤其是一些有钱的女老板，她们开着宝马、奔驰来赌博，有人一天就输掉200多万元。由于欠下巨额赌债，整天被黑恶势力追债，导致家破人亡。 新民周刊：大学生劫杀温州老板以及衢州女企业家绑架勒索温州老板的案子都是比较罕见的，这类现象的发生意味着什么？ 施德扩：其实都是畸形的求富观导致的案件。以前，温州老板在外省市遇害较多，现在，犯罪分子却是主动找上门来。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明确了作案目标，跟踪到温州伺机下手；二，没有明确目标，过来就是为了抢劫、敲诈温州老板；三，来温州打工赚钱，看到温州老板消费高，贫富落差大，心理不平衡，于是铤而走险；四，个别资金链出现危机的企业主到温州绑架勒索温州老板。 我们破了好多起杀害、绑架温州老板的案子，犯罪分子被抓获时都已经拟定了下一个作案目标。 对温州老板而言值得反省的是，国家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是有规定的，但一些老板不以为然，使得这些措施得不到落实。比如说，两个大学生苦心积虑做卧底，如果老板主动调查，至少会发现大学生用的是假名，起码对他们有个震慑作用。事实上，有些老板非但自己不查新招员工的身份，而且很不乐意警方去调查，认为是公安局去找麻烦的。 新民周刊：新进员工的身份确认其实也是企业的管理问题，警方是否可以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上更多些主动﹖ 施德扩：谈何容易！龙湾区目前登记在册的外来工是30万人，事实上加上隐性的流动人口，可能快40万人了，而龙湾户籍人口30万人，其中还有10万人常年在外做生意。也就是说，外来流动人口几乎是常驻户籍人口的2倍。 而我们有多少警力呢？400多个！如何面对40万不断变动的流动人口大军？！龙湾已经是浙江省承受破案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了。 辖区内每天新增30多起刑事案件，警察们超负荷运作，去年，我们的警察人均破案数6.8起，是全国的6.8倍，浙江省的3倍，温州市的2倍。龙湾一个警察承担了其他地区近7个警察的工作压力，一个派出所一年的办案数就相当于一些地区一个县的量。 再来看破案率，去年我们的命案侦破率是86.9%，但是因为人手不足，整体刑事案件的破案率却只有23%，是浙江省平均破案率的一半。流动人口作案，做完就跑到外省，给破案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新民周刊：针对温州老板，警方是否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保护措施？ 施德扩：犯罪分子盯着温州老板，我们也盯着。对于失踪案，以往公安机关一般是协助失踪人员家属寻找，只有在有证据表明老板可能遭遇犯罪时，才会动用刑侦手段。但我们考虑到温州老板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只要辖区有老板失踪，我们就作为可能存在的刑事案件去侦查，因为，失踪往往就意味着命案。林璟这个案子就是。 新民周刊：有人认为，温州老板多，因此保镖市场最有潜力。但我们了解，温州老板雇用保镖的寥寥无几，温州一家金融押运公司也没有当初开业时想象的那么红火。 施德扩：我的辖区内还没有听说有老板雇了保镖。的确有部分人是担心雇用保镖有引狼入室的危险，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温州人认为请保镖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温州人现在做生意很注重形象，因为多是农民出身，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保镖跟着，就像黑社会一样，等于告诉贸易伙伴“我有仇家了”，人家会远离你，从而影响生意。 作为公安局长，我也不赞成用保镖，设想，倘若龙湾的三四万名老板都有了保镖，人人自危，人人防范，那成了什么社会？ 当然，在押运货物或者提取大额现钞的时候，我认为保镖还是必要的。 温州富人安全现状考察 在温州，如果你问哪位富人有没有请私人保镖，肯定会让对方感到奇怪。 撰稿／陈东升 42岁的赵安是温州一家著名民营企业的总经理。精力充沛的他一个月内有一半以上时间在国内外作穿梭般的商务旅行。居家的日子里，他自己驾驶着宝马745轿车，忙忙碌碌往返于公司处理商务。稍有空闲，也会经常与太太一起到网球场上舒展一下身体。乍看之下，理着小平头的赵从外表长相到生活方式与温州极为常见的民营企业小老板并无二致——虽然他的财产早已过了亿元。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和市场经济最为发达地区之一，浙江省温州市一直在创造着经济高速发展与百姓普遍富裕的奇迹。目前在温州，有许许多多像赵这样自改革开放以来而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13万多家，奔驰轿车1200多辆、宝马轿车3000多辆，在这些数字前面，界定“温州富人”这一概念的确是件困难的事情。在社会学家作出科学统计与社会分层之前，我们不妨这样取舍吧：假如把每家民营企业的一位企业主界定为“富人”。那么，温州富人阶层的数量至少也有13万之众。 温州富人是勤劳而繁忙的。现在，温州飞往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班机正成为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名副其实的“空中巴士”，遇到特别忙碌的时候，肩负企业决策与发展重任的他们甚至每周都要几次往返空港。 温州富人又是洒脱而从容的，该开名车的开名车，该住别墅的住别墅——举个例子，温州某富人四个兄弟姐妹一时兴起，在某高档住宅区连着买了四套别墅，而每套别墅的价格为1600万元。每逢周末，温州的酒楼饭店往往爆满，离开生意场的温州富人往往喜欢邀上三五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把酒畅谈、微醺为归。近年来，越来越多温州富人的身影开始出现在健身房、游泳馆、网球场、羽毛球馆——富人们不一定说得出“一张一弛之为道”之类的道理，但温州籍青年企业家王均瑶的英年早逝确实给了他们不小的震动，从而变得格外关注珍重起自己的身体状况来。 温州富人并不特别担忧自己的安全状况，没有因为前段时间发生在周边的“衢州‘女强人’绑架多名温州企业家勒索钱财”、“两名湖南籍大学毕业生为筹创业资金联手杀害温州富商”之类事件而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说，这些都只不过是偶发事件，“每人头上有片天”，不会这么凑巧就落到自己头上。一位温州富人告诉记者，他曾经从当地报纸上看到这些消息，但看过之后把报纸放在一边，上班、下班、应酬、锻炼身体、接送孩子，该干嘛干嘛，堂堂正正出门，坦坦然然回家，并不觉得勒索钱财、绑架杀人这些事情与自己有什么联系，也不担忧自己会成为犯罪分子侵害的特别对象。他这样解释自己的思考过程：“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 在温州，如果你问哪位富人有没有请私人保镖，肯定会让对方感到奇怪——因为在温州富人看来，这是个不需要问的伪问题。不但一般富人不请保镖，连那些大腕也没人带保镖。10月13日上午，温州市人民政府举行聘请经济顾问仪式，正泰集团南存辉、德力西集团胡成中、华峰集团尤小平、康耐集团郑秀康、天正集团高天乐、人民集团郑元豹、红蜻蜓集团钱金波、奥康集团王振滔、东艺集团陈国荣、金狮集团史美斌等十几名声名显赫的温州顶级富豪云集一堂。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大腕们悄然而来，开完会吃过饭，或坐车或自己开车，又悄然而去，连秘书也很少有人带，更别说保镖了。他们中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著名民营企业家私下对记者说，至少到目前他还没有听说有哪个温州企业家请了私人保镖。他认为，即便有一天哪个民营企业家带了保镖，那也只能说明这人已不正常，与别人有了过节，担心人家报复才做防备。 可能是奔着温州的富裕而来，也可能受媒体关于温州绑架、雇凶杀人案报道的误导，前不久，国内一家保险公司在温州推出了一款针对企业家全家人身安全问题的“绑架险”，将意外伤害、交通意外、医疗保障和提供绑架医疗救援服务结合起来。这是国内寿险业第一次将“绑架事件”纳入保险责任范畴，保险公司原以为选择富裕的温州为首发城市会斩获甚丰，没想到市场反应十分冷淡。一些温州企业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被绑架的事情，自然不会去考虑投什么“绑架险”。 温州富人在安全问题上的坦然并不意味着对自身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忽视，相反，如同生意场上的精明，温州富人在自我保护、自我防范上有许多过人之处。与温州富人有过深入交往的人都会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温州富人很少会有人涉足舞厅、KTV包房等娱乐场所。温州富人热情客气，但递过来的名片上很少印有家庭电话号码和家庭地址，也很少会邀请认识不久的朋友到家中做客——说到家，哪怕价格相对高一点，温州富人也喜欢把家安在高级住宅区，不但自己买，还动员亲戚朋友一起买。他们说，亲戚朋友住在一起，心理上安全，有什么事情相互之间也好照应；住在高档住宅区，里头的智能化管理和保安24小时巡逻监控使他们更有安全感。 作为富裕温州的一分子，温州富人还得承受因盗窃等侵害财产型犯罪活动的增加而不知道什么时候骤然降临的侵害。温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沈强告诉记者，近年来，外来人员盗窃、抢劫、抢夺等等侵害财产型案件占温州市刑事案件总数的比例在明显上升。尽管这位副局长强调这类犯罪活动有很强的随机性，“针对有钱的人，但并不针对最有钱的人”，但接受记者采访的温州富人也用类似表达方式谈了他们的想法：温州是一个安全的城市，但还不是一个最安全的城市。他们期盼着家乡社会治安环境更加优良，真正成为发展经济的绿洲、工作与生活的乐园。 用“快乐”关照中国 在对主要痛苦源统计上，城市居民主要痛苦源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健康、工作、收入、人际关系、缺乏闲暇；农村居民主要痛苦源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收入、健康、工作、人际关系、孤单。 撰稿／陈统奎 刘 劭 华人经济学家中，两位著名学者一直在探寻经济增长与快乐之间的最佳配置。一位是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他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称之为“快乐鸿沟”。另一位是浙江财经大学的陈惠雄教授，他是国内第一位以“快乐”为核心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学者，一直在探求国民经济发展与人们谋求幸福生活之间的路径。 1988年陈惠雄出版《快乐论》的时候，迎来许多“说东说西”的批评，很少有人理解他的人本经济学思想，那个年代的经济学研究，“人”还是一个禁区。即使耕耘多年，陈教授的人本经济学思想都没有进入主流话语系统，直到2002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研究的美国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人们才惊醒过来，开始讨论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之间的议题——什么样的增长是真正有益于人民福祉的增长？什么样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 “国民幸福指数”这样的评价体系也被引入经济学研究。陈惠雄又是一个领跑者。从2003年9月到2005年9月，历时2年，陈教授完成了《浙江不同人群快乐指数与和谐社会模式发展研究》，得出了浙江样本的“国民快乐指数”，这些数字成为解读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福祉之间关系的科学工具。 10月14日，陈惠雄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 新民周刊：您的调查显示，在快乐指数方面，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与企业经理人员的快乐指数最高。这是否说明这部分人是27年改革最大的收益群体？ 陈惠雄：在快乐指数方面，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与企业经理人员的快乐指数最高，为0.72，快乐指数最低的为退休、下岗人员，仅为0.63，低于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与企业经理近10个百分点。确实可以说，这些年的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与企业经理人员是最大的收益群体。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官员们对填表是认真对待的，非常乐意接受这样一项“快乐指数”的调查。 这几年，公务员考试如此门庭若市，如此热闹，就是一个不很正常的现象。在日本，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人们并不热衷考公务员，只有当经济进入所谓“失去的10年”的缓慢发展期，人们基于公务员收入的稳定才乐意当公务员。但是，在我们中国，公务员薪水高，福利也好，与其他职业相比，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我们应该切实提高普通劳工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水平，增加收入满意度与工作激励，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新民周刊：调查显示，一些浙江居民认为工作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多于快乐，这说明什么问题？ 陈惠雄：这说明目前的工作激励比较缺乏，闲暇较少，显示了职业竞争较大的现实情况。接近五分之一的城乡居民认为工作压力成为其第一痛苦源，因此，改善工作环境，减少职业环境对于人们生活的胁迫，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目前人们的工作普遍比较紧张，竞争压力大。在就业难的大背景下，人们缺少稳定感，时刻处在剧烈的变动之中。此外，工作本身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快乐，于是人们渴望有更多的时间去度假，对闲暇的需求非常强烈。现在，我们的普通劳动者，要花比老一辈更多的时间去工作，才能换取相对稳定的工作，但并不一定获得相应的幸福和快乐，甚至相应的生活品质。因为过度劳累，人们付出了相当的健康成本。人们成为发展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不停运转，他们怎么快乐得起来？ 新民周刊：“缺乏闲暇给城市居民所带来痛苦的比例远高于农村居民。”我们城市的居民比农村居民繁忙吗？他们有黄金周，他们手中掌握更多的财富，他们比农村居民更有财力周游世界，为什么他们还不快乐？ 陈惠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快乐，这是我们的实证调查得出的结果。中国社会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公布的“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显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为3.82分，而城市居民为3.76分，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这个报告公布后引起了全国的口诛笔伐，问题在于他们调查的取样出了问题。 不过，城市居民因为缺少闲暇时间感到痛苦远高于农村居民，这是我们调查的结果。这表明，城市居民对闲暇的需求多于农村居民，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还在为经济收入而奔忙，还不具备需求闲暇的条件。而城市居民在较小的经济压力状况下，继而转向对闲暇的需求。这种需求层次的提升表明我们的城市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而农村对闲暇的需求不足也反映了农村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同。 事实上，闲暇也是一种消费。人类为了一种消费(支持生命体存在的物质消费)而牺牲另一种消费(闲暇)，是人类生活本身发展的一对深刻矛盾。一些经济社会学家以为人类具有喜好劳动的基因，这是错误的。闲暇是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体现，人的生命的价值在于寻找快乐，大多数情况下，闲暇可以带给人们很多快乐的机会。 新民周刊：“尽管浙江省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9年居全国首位，由发展不均衡所带来的城乡居民苦乐体验方面的差距依然显著。”——写出这样的调查结论，您的心情沉重吗？ 陈惠雄：写出这样的报告我心情很沉重。在对主要痛苦源统计上，城市居民主要痛苦源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健康、工作、收入、人际关系、缺乏闲暇；农村居民主要痛苦源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收入、健康、工作、人际关系、孤单。这表明，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还有很大比例人口依然为收入不足而痛苦，而农村居民的比重明显高于城市居民。浙江农村居民在中国收入水平处于“首富”的地位，他们依然这么强烈地感受到城乡差距所带来的烦恼和痛苦。 关于贫富差距问题，历史是值得记忆的。目前的中国基尼系数超过0.45，财富上形成了锥型结构。 如何通过提高农民工工资、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村社会保障等途径切实提高农民收入，仍然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面临的现实任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远低于城市居民，因而收入的边际快乐效用较高，也就是说，收入的增加可以给更多的农村居民带来快乐感。 新民周刊：您认为经济增长和国民快乐之间是什么关系？ 陈惠雄：国际上一般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0美元以下，收入增长与快乐增长成正比。5000美元以上，则收入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就相当弱了。比如美国近50年来快乐指数就一直没有什么增长。单纯依靠经济增长不能使人们更加快乐，这时候就需要黄有光教授的增加公共支出理论了，政府通过加大对公众健康、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教育领域等等公共性开支，来改善人们周围的环境卫生、公共福利，从而达到提升国民快乐的目的。澳大利亚是得益于黄有光教授的这个理论的，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加大政府公共性支出，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使得澳大利亚成为一个环境优美、人民安居乐业、国民快乐指数相当高的国度。 新民周刊：27年的改革，已经让一部分中国人富起来了，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也许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富起来，以及富起来的人要追求什么。 陈惠雄：现代人的贫穷概念部分地来于心理，来之于比较收益与比较财富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越大，财富的总效用就越小，低收入阶层感受的心理痛苦就越多。由于人类是个相互依赖的整体，穷人过于窘迫的经济状况，无论对富人、穷人都没有好处。因此，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在我看来，就是要让财富分配更公平地惠及绝大多数的国民。目前，有一些人动辄以抵制平均分配为借口，对国家收入分配问题指手画脚，实质上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托辞。如果任由贫富差距扩大，不仅会降低国民财富的总效用，而且富有阶层的财富安全性同样会受到威胁，富人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要支付更多的成本，政府管理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国家需要通过再分配把一部分收入转移支付给穷人，将使穷人减少因不能与富人同享欢乐而承受的心理痛苦，使富人减少麻烦并增加安全，使国家降低管理成本、增加社会稳定、获得公正性的声誉。 富起来的人追求什么？追求快乐。如何追求？利他。先富起来的人必须增强社会责任感，企业家可以为工人增加工资，可以通过参与慈善事业来回馈社会。一些人仇富心理强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富人阶层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富人应该明白帮助别人可以收获别人的尊敬和收获快乐这样一个道理，而不是通过炫耀自己的财富来增加别人的痛苦。 新民周刊：中国现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经济学家于是提出“快乐经济学”的概念，那么“快乐经济学”的公共政策期许是什么？ 陈惠雄：提出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这一科学观点，并把这一具有哲学终极善意义的目标引入经济学，作为构建经济学理论体系与核心价值的基础，并使得国家也能够从立法和道德的高度来确立经济发展的最大多数人的快乐目标，这是一个具有伟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事情。道德、立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均必须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这是英国经济伦理学家边沁和穆勒福利经济学的思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最大多数国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喜悦。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与最终意义只在于使人类获得更加健康快乐的生活，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能以牺牲多数国民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经济的发展模式不能不断增加国民的痛苦，让人们长时期生活在一个受累增加的环境中，而是要追求不断增加的国民快乐总值。 以个人所得税改革为例，改革必须体现绝大多数人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的精神。但是，如果想主要通过税收来缩小巨大的贫富差距，仍然是不可能的，作用微乎其微。一次分配的巨大不公不可能通过二次分配来调和。光有税收的二次分配作用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从一次分配入手，从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入手，逐渐缩小地区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的收入。但是，一次分配的重新调整必然会遭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因此这项改革也是最难推行的，特别是当既得利益成为一种惯性以后，更难撼动，惯性已经成为一种资本，一种阻碍的力量。中国不少劳动者的收入根本没有体现其劳动价值，印度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是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的1.5倍，津巴布韦是我们的2.2倍，韩国是我们的12倍，日本是29倍，美国是47倍。- 从GDP到GNH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撰稿／陈统奎 刘 劭 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1270美元。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 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 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去年12月，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最新幸福指数调查，显示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国则排第48位。而在各种对全球各国国民快乐水平的比较研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总在后列。 这一切，应该能让我们稍事停顿，来反思一些基本面的问题了，比如：经济成长而人们并不幸福的原因何在？富起来的人追求的是什么？ 国富是为了民乐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也就是说，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坐享财产带来的收益了，而且前者增长的速度远不及后者。 这样的形态，概括起来体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受益水平”很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经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受资源和能源的制约越来越大等等。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及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第一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四位一体。”中国科学院程国栋院士评价道。 不久前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政府已经掌握了社会剩余产品总价值的87.5%，留给社会的只有12.5%。这说明，过往的发展模式距离“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还有一段距离。国富是为了民乐，是为了“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十六大报告结束语。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1999年，盖洛普公司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意调查，60个国家的5.7万名成人参加。调查的题目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认为，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为宝贵。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幸福，经济增长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政治善治也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文化发展还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而社会和谐更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从总体上说，经济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人民幸福，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多项研究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决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能相应带来一定的快乐。但是，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3000美元到5000美元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同时，学术上的研究证明，人的幸福受到基因、文化、教育、环保、人权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有钱却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快乐。 “人民的幸福是全方位的，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财富越多未必幸福就越多。以人民的幸福为目标，就要求用较少的资源和环境牺牲来使人民接受一种更加科学、合理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从而得到更多的幸福。”程国栋院士这样理解财富与幸福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国家和地区的GDP在增长、但赚了钱的人并不快乐，精神上没有归宿；更有甚者，GDP在增长，但由于没有兼顾社会公平，人民的痛苦指数也在增长、最后竟会导致社会动荡。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我们不考虑良性增长和协调发展，那么，我们不仅将收获不了快乐，还可能收获痛苦。 从GDP到GNH 2005年2月，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提醒说，中国需要调整以GDP为中心的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改变的发展模式，走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追求人民的幸福生活。 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 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19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 当下中国，绿色GDP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中国发展观念的转变，不能满足于仅在技术层面上给GDP涂点“浅绿”色，要从发展的观念、生活方式的转变中探寻发展引起问题的病因，崇尚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变革，从发展的机制上预防问题的发生，引导人民迈向幸福。 无论每个人在追求什么，例如财富和声望；无论人类在追求什么，例如和平与自由；其终极的目的，都是幸福快乐。国家的前进方向亦如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罗伯特·莱恩教授提出，金钱、财富、自由、民主，不过是实现幸福这个终极目标的手段而已。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核算国民幸福指数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创造最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经济增长的‘一叶障目’。”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作英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时说。 布莱尔的话对中国不无启发，高速的经济增长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环境压力、资源压力，也带来了诸多社会压力。 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 程国栋院士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测定人民的幸福程度不仅是为了追踪幸福程度的变化，也是为了帮助开发促进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政策。”程院士说。 萨摩斯岛人伊壁鸠鲁是快乐哲学的先哲，他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如果我把口腹之乐、性爱之欢、悦耳之娱、见窈窕倩影而柔情荡漾一概摈弃，那我将无法设想善为何物。”他用富人们赞助的钱建了一所哲学学校，学习快乐之道，他开列的“快乐需求清单”包括三样东西：友谊、自由和思想。 各种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快乐之间关联度更为紧密。尽管如此，在影响个人快乐的所有变数当中，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2%。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比如，从1940年到1998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4倍，然而感觉到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维持在30%上下，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在日本，1958-198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还多，可是平均快乐人口比率是59%，也没有上升趋势。近来的研究还提示，一个人如果太执著于身外的追求比如声誉、财富和形象等，而相对忽视了个人内在的修养比如修身、为人、交际，就比较不容易快乐起来。 “我们需要新的财富观和幸福观。物质财富和幸福之间绝对不能画等号。”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向《新民周刊》举了一个反例，“一个病入膏肓的亿万富翁，如果你让他拿出所有的财富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他绝对会毫不思索地答应。” 张汝伦教授认为，幸福是一个关乎主观感受的名词，在一个物质主义成为人们普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时代里，我们需要从上到国家政府官员的执政思想，下到普通国民的日常言行，对于财富观和幸福观进行维新：《福布斯》或《财富》之类杂志的富人排行榜，使人觉得财富就是金钱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对财富绝对的片面的理解。鼓盆而歌的庄子是幸福的，因为他懂得人贵适志。“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是幸福的，因为他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当代大哲维特根斯坦，晚年身患喉癌，弥留之际，还让身边守候的人告诉世人：“我度过了多么美好的一生。”幸福不在于外在物质的占有，而在于一种心态。 “幸福是人最难拥有，也最希望拥有的财富。世上任何财富都是手段，唯独幸福这种财富，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张汝伦教授说。 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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